万历十年的秋，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缠绵一些。冰冷的雨丝，从灰蒙蒙的天幕中无穷无尽地垂落，敲打在南江县衙的青瓦屋檐上，溅起细碎的水花，发出淅淅沥沥、永无休止般的声响。夜色已深，衙署后堂的书房里，却仍亮着一盏孤灯。

知县王响揉了揉发涩的双眼，将手中一份刚阅毕的漕运文书轻轻搁在案几一角。他是延安府人，北地的汉子，习惯了黄土的干爽与朔风的凛冽，来到这潮湿温润的江南水乡已近两年，却始终难以完全适应这梅雨时节过后，依旧纠缠不休的秋雨。这雨水，带着一股子浸入骨髓的阴冷，仿佛能穿透窗纸，弥漫进屋子里，连带着书架上的线装书都隐隐散发出一股霉味。

他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因久坐而有些僵硬的腰背，正准备唤衙役添些热茶，忽听得衙门外隐隐传来一阵骚动，夹杂着堂鼓被重重敲响的“咚咚”声，沉闷而急促，竟一时压过了绵密的雨声。

王响眉头微蹙。深夜击鼓，必有冤情急案。他立刻整了整官袍，沉声道：“何人鸣鼓？带上堂来！”

不多时，衙役便带着一个浑身湿透、泥浆遍体的汉子踉跄着闯入大堂。那汉子约莫三十上下年纪，面色惨白，不知是冻的还是吓的，一见到端坐堂上的王响，便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以头抢地，声音嘶哑凄厉：“青天大老爷！冤枉啊！小人周炳，东榆镇人士，告那地主邓昌，害死我弟弟周良！求大老爷为我那苦命的弟弟做主啊！”

雨水顺着周炳的头发、脸颊流淌下来，在他身下的青砖地上洇开一大片深色的水渍。他的棉袍早已湿透，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因激动和寒冷而不断颤抖的轮廓。那嘶哑的哭嚎声在大堂空旷的梁柱间回荡，与门外的雨声交织，显得格外悲凉。

王响心中一动，面色沉静如水。他并未立刻发问，而是仔细打量着堂下跪着的周炳。只见他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，额头上因磕头而一片红肿，眼神里充满了悲愤、绝望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，底层百姓面对官府的畏怯。

“周炳，”王响开口，声音平稳，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，“你且慢慢道来，究竟何事？你弟弟周良如何身亡？那邓昌又是如何害死他的？若有半句虚言，国法森严，决不轻饶。”

周炳抬起袖子，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，哽咽着叙述起来。原来，他的弟弟周良是东榆镇地主邓昌家的长工，六年前入邓家帮工，因勤快肯干，颇得邓昌信任，后来更是做了长工，掌管不少事务。就在前几日秋收结束后，邓家设宴犒劳帮工，周良在席间饮酒过多，当晚被扶回前院厢房休息，谁知第二天一早，竟被发现已气绝身亡。

“邓昌那厮，假仁假义！”周炳咬牙切齿，“他对外只说我家兄弟是饮酒过度，呕吐物堵塞喉口，窒息而亡。镇上的郎中也来看过，也是这般说法。可我弟弟他……他身子一向结实，酒量也不差，怎会一场酒宴就送了性命？定是那邓昌暗中下了毒手！”

“哦？”王响目光微凝，“你既无实证，为何一口咬定是邓昌害命？可有人证物证？”

“证据……小人一时拿不出。”周炳眼神一黯，随即又激动起来，“但那邓昌，表面待我弟弟亲如兄弟，背地里谁知安的什么心？我弟弟在他家做牛做马六年，如今死得不明不白，他邓家却想用几石粮食、一口薄棺就打发我们！天下哪有这般便宜的事！定是他邓昌做了亏心事，才急着掩人耳目！求大老爷开恩，开棺验尸，定能还我弟弟一个公道！”说着，又是连连叩首。

王响沉吟不语。仅凭周炳一面之词，缺乏确凿证据，便要开棺验尸，于法于理都有些牵强。但观周炳情状，又不似完全诬告。这秋雨之夜突如其来的命案，死者是家境殷实的地主家的长工，告状者是死者的贫苦兄长……种种迹象，透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息。

“也罢。”王响终于开口，声音在雨声中显得格外清晰，“人命关天，本官既为父母官，便不能坐视不理。周炳，你且先行回去，本官明日便亲往东榆镇，勘查此案。”

周炳闻言，如蒙大赦，又是一阵猛磕头，方才在衙役的引领下，踉跄着退了出去。

王响独自坐在堂上，手指轻轻敲击着光滑的案几桌面。窗外的雨声似乎更密了。他唤来值夜的师爷，调阅了东榆镇邓昌以及周良的户籍简况，心中渐渐有了些轮廓。

翌日清晨，雨势稍歇，但天色依旧阴沉。王响并未大张旗鼓，只带了仵作、两名得力衙役以及记录案情的书吏，一行人骑着马，踏着泥泞的官道，向东榆镇而去。

到达邓家宅院时，已近午时。邓家不愧是东榆镇的首富，青砖黑瓦的宅子占地颇广，高墙大院，气象森严。只是在这秋日的阴霾下，那黑漆的大门、高耸的墙头，都透着一股压抑之感。听闻知县大人亲至，邓昌早已带着家眷仆役在门外迎候。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