阎埠贵那挂着算计笑容的脸，和手里摊开的小本子，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四合院权力更迭后最先泛起的涟漪。收水电费，这本是院里最寻常不过的公共事务，但在易中海倒台后的这个当口，却莫名地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味——这是新任“管事者”行使权力的象征。

我看着阎埠贵，没有立刻去拿钱，而是语气平和地问道：“三大爷，这月的公用水电度数，都抄录清楚了吗？各家的分摊数额，是怎么算的？”

阎埠贵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，似乎没料到我会问得这么仔细。他推了推眼镜，指着本子上几行潦草的数字：“都抄了，都抄了。分摊嘛，还是老规矩，按人头均摊，简单明了。”

“按人头均摊？”我拿起桌上的暖水瓶，给自己倒了杯水，看似随意地说，“这规矩是挺简单。不过，我最近听广播里提到城市居民管理，好像更强调公平合理。咱们院里，贾家五口人，用水用电肯定比单身的一户多些。一直按人头均摊，人口多的占便宜，人口少的就有点吃亏了。以前一大爷在的时候，好像提过按户头和用量结合来算更公平，后来不知怎么就没下文了。”

我这话，轻飘飘的，却像根小针，扎在了阎埠贵试图树立的“权威”上。我没直接反对他收费，而是质疑了他沿用旧例的“合理性”，甚至隐隐点出易中海当年或许也有过改良的想法，只是未能实行。

阎埠贵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，他合上本子，干笑两声：“柱子，你这……考虑得是细致。不过这都是多年的老规矩了，大家也都习惯了，突然改动，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还是先按老的来吧，稳定为主，稳定为主。”

他强调着“稳定”，实则是怕麻烦，也更怕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（比如贾家）的神经，影响他刚刚起步的“管事”威信。

“三大爷考虑得是。”我笑了笑，没再继续纠结这个问题，从口袋里数出相应的钱票，递给他，“这是我们家这月的份子，您点一点。”

阎埠贵接过钱，仔细数了一遍，确认无误，在本子上划了个勾，脸色这才缓和了些，又恢复了那副“文化人”的腔调：“柱子你是明白人。院里现在百废待兴，正是需要大家团结一心、共渡时艰的时候。有些细枝末节，不必太过计较。”

我点头称是，送他出了门。看着他背着手、揣着本子走向下一家的背影，我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阎埠贵和刘海中，一个精于算计，一个热衷权力，他们联手搭建的“管理”框架，恐怕比易中海时代更加琐碎和充满私心。

果然，没过两天，关于院里公共卫生轮值的新安排又贴了出来。依旧是阎埠贵执笔，刘海中点头的产物。排班表上，一些重活、脏活，明显偏向了院里那些老实巴交、不太敢吭声的人家，而阎埠贵自家和刘海中家，以及贾家（或许是为了拉拢），都被安排了些轻省或者时间灵活的活儿。

这种小聪明，自然引起了私下里的不满，但暂时还没人敢公开质疑。

我对这些蝇营狗苟不甚在意，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了食堂。第一次伙食花样改革的成功，让我和班长都信心大增。在李副处长的默许下，我们开始每周固定推出两样新花式，有时是葱油饼，有时是改良版的杂粮窝头，有时是利用边角料做的酸辣汤……工人们的反响越来越好，食堂的窗口前甚至偶尔会出现为了买特色吃食而排起的小长队。

我的名字，何雨柱，不再仅仅与“傻柱”或者“院里闹翻天的那个”联系在一起，在厂里，更多地开始与“手艺好”、“肯动脑筋”、“食堂能人”这些词挂钩。这种变化是细微的，却实实在在。

这天下午，我正在指导一个新来的帮工如何揉面才能使烙饼更分层，食堂班长陪着一个人走了过来。我抬头一看，竟是厂办的一位姓王的秘书。王秘书在厂里是有些地位的，直接服务厂领导。

“何雨柱同志，忙着呢？”王秘书笑容可掬。

“王秘书！”我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，“您怎么过来了？有啥指示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