袖口里那张薄薄的、带着历史尘埃和蓝色墨迹的便签，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得我坐立难安。“谭工嘱：此物需恒温干燥，切记。ZY” 这短短一行字，加上那个独特的闪电符号，几乎将我之前的推测变成了确凿的事实。何大清，我的“父亲”，确实与那个代号可能为“ZY”的保密单位，与那位神秘的谭志远工程师，存在着隐秘而具体的联系。他甚至受托保管过某种需要特殊条件的物品。

这不再是猜测，而是证据。虽然只是一张看似不起眼的便签，但其背后蕴含的信息，却足以掀起惊涛骇浪。

我将那张便签小心翼翼地藏在家中一个自以为绝对安全的地方，与那枚徽章分开放置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非但没有感到丝毫轻松，反而被一种更深沉的焦虑和恐惧所笼罩。

我手里握着证据，指向一个被尘封的、显然涉及高层的秘密。官方力量（王主任他们）正在全力追查这个秘密。而我，一个本该对此一无所知的小人物，却意外地掌握了关键线索。

现在，我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：是继续保持沉默，将便签和徽章的秘密深深埋藏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祈祷官方不会查到我头上？还是……主动向王主任坦白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交出便签和徽章？

保持沉默，看似安全。只要我不说，没人知道我从档案室拿走了什么。我可以继续过我小心翼翼的日子，在四合院的暗流中努力维持平衡。但风险同样巨大。官方调查显然在步步紧逼，万一他们通过其他渠道，最终查到了何大清与谭工的具体联系，甚至查到了那张便签曾经存在过，而我这个频繁出入档案室、又是何大清儿子的人，必然会成为头号怀疑对象。到那时，我再解释什么都不知道，恐怕没人会相信。私藏与保密单位相关的证据，这个罪名我可担待不起。

主动坦白，则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。王主任会相信我只是无意中发现吗？她会追问我为何私自拿走便签吗？她会不会认为我知道的远比我说的要多？坦白之后，我是会因此被视为配合调查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或保护，还是会被立刻控制起来，陷入更深的麻烦？那枚徽章，我又该如何解释它的来历？说出我在雪夜跟踪陈赵氏并意外发现的经过？那无疑会暴露我一直在暗中调查的事实，同样会引来王主任的震怒。

两种选择，都如同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，一步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

接下来的两天，我如同行尸走肉。食堂的工作全靠肌肉记忆完成，切菜时好几次差点伤到手。杨师傅担忧地问我是不是病了，我也只能含糊地应付过去。回到四合院，我更是一反常态地早早关门，躲在屋里，听着自己如同擂鼓般的心跳，反复权衡着利弊。

院里其他人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异常。阎埠贵有一次碰见我，试探着问：“雨柱，脸色不太好啊？是不是……后院那边，又有什么动静了？”

我立刻警觉起来，强打起精神否认：“没有，三大爷，就是厂里最近忙，有点累。”

刘海中则摆出官腔：“雨柱啊，要注意身体，劳逸结合。院里现在需要稳定，你可不能倒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