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街道办回来，小年的夜晚已然降临。胡同里零星响起的鞭炮声，孩子们追逐嬉闹的笑语，以及家家户户窗户里透出的昏黄灯光和飘出的饭菜香气，交织成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年节图景。然而，这一切温暖与喧嚣，却仿佛与我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。王主任的话语，如同冰冷的钢针，刺穿了我试图营造的平静假象，将沉甸甸的现实再次压在我的肩头。

父亲何大清，那个在我（或者说原身）记忆中模糊而略带怨怼的形象，被王主任寥寥数语彻底颠覆。“涉及保密纪律”、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安排”、“保护更重要的事情和人”、“为国家做出过贡献”……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，勾勒出的不再是一个懦弱逃避的父亲，而是一个身不由己、背负着时代秘密与重任的、陌生的身影。

这种认知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。它解开了何大清离职的部分谜团，却也带来了更深的困惑与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。他究竟参与到了何种程度？他保护的是什么？如今他又身在何方，是安然隐退，还是依旧身处某种不为人知的困境？那笔被易中海贪墨的五百元钱，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是补偿？是封口？还是……卖命钱？

无数疑问在脑海中盘旋，却没有答案。王主任明确表示这是“保密范围”，堵死了我探寻的可能。我只能带着这份沉重而模糊的认知，继续走下去。

而另一重压力，则来自王主任交付的“任务”——留意后院陈赵氏的动向。这看似轻描淡写的“留意”二字，实则重若千钧。我成了被官方安插在四合院里的一双眼睛，监视着那个深藏不露、连王主任都坦言调查遇到“阻力”的神秘老太太。这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，在深渊边徘徊。一旦被陈赵氏察觉，以她能令官方调查都感到“阻力”的能量，我的下场可想而知。

可我没有拒绝的余地。拒绝，就意味着不配合，意味着之前坦白争取来的微弱信任可能瞬间崩塌，意味着我将同时面对官方和陈赵氏可能存在的敌意。接受，虽然危险，但至少还在官方的视线和保护（或者说控制）之下，尚有一线生机。

回到四合院，院里的气氛明显不同。我走进院门时，正在自家门口贴窗花的阎埠贵动作顿住了，脸上堆起过分热情的笑容：“雨柱回来了？街道办……没事吧？”

刘海中也从屋里探出头，官腔十足地关心道：“雨柱啊，组织上找你了解情况，一定要积极配合，实事求是！”

就连贾张氏，都难得地没有阴阳怪气，只是用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想从我脸上看出花来。

我知道，我下午被张干事在众目睽睽之下叫走，已经成了院里最新的、也是最引人遐想的谈资。他们都在猜测，我这个“傻柱”到底又惹上了什么麻烦，或者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。

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只能维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疲惫和不愿多谈：“没事，三大爷，二大爷，就是例行了解些情况，配合街道工作嘛。”我含糊地应付过去，不再多言，径直回了家。

雨水已经包好了饺子，正坐在炕桌边等我，小脸上带着一丝不安：“哥，你没事吧？街道办找你干啥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