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地方上报的“佳绩”和暗中传来的“困难”，北京城里的部堂高官们心知肚明，却大多选择了“打太极拳”。

户部毕自严看着各地报上来的、水分极大的清丈新增田亩数字，只能苦笑。

他无人无钱无精力去逐一核实，只能将其作为“政绩”上报皇帝，聊以自慰，内心却深知财政的根本困境远未解决。

王洽收到各地关于清屯受阻、军心不稳的报告，往往批示“着该抚按因地制宜，妥善处置”，将皮球踢回地方。

对于裁驿引发的治安问题，则严令地方“加强巡防，弹压地方”，丝毫不提经费和安置。

吏部王永光考核地方官，主要看的还是税收能否完成、地方是否“平静”，对于新政推行的真实效果和艰难程度，难以量化考核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首辅李标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。他推行的政策，在下面几乎完全变了样。

他不断收到言官弹劾地方官执行不力、或厂卫行事酷烈的奏章，却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扭转局面。皇帝对他的耐心正在消磨，多次召见时语气越发严厉。

崇祯皇帝被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包围：一边是阁部上报的“新政卓有成效”，一边是言官和密奏反映的“弊端丛生”、“民怨沸腾”。

崇祯变得越发焦躁和多疑，对阁臣和厂卫都产生了不满，却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，只能在愤怒和失望中摇摆。

陆铮和他的锦衣卫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。他们擅长对付明确的敌人和案件，却难以破解这种系统性的、官官相护的、用“合法”外衣包裹的软抵抗。

地方利益集团手段老辣，账目做得天衣无缝，违法交易都在密室中进行，难以抓到切实把柄。

即使偶尔抓到证据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拿下一个小县令，可能牵扯出背后的知府、甚至京中的官员。

没有皇帝的绝对支持和清晰授权，陆铮也不敢轻易掀起大狱。

就算费尽力气除掉一两个贪官，很快又会有新的官员被利益集团拉拢或裹挟，一切照旧。

锦衣卫的恐怖威慑，似乎在这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面前，效果大打折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