户部将一份截然不同的财政简报呈送御前时，连素来沉稳的首辅李标，指尖都微微有些颤抖。

简报上赫然写着：因江南盐税、漕运整顿初见成效，加之抄没巨额赃银入库，去岁以来，原每年需额外加征以填补的六七百万两“辽饷”、“剿饷”窟窿，已不复存在。

这个消息，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霖，瞬间浸润了紫禁城干燥的空气，更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朝野。

那压得整个帝国喘不过气来的财政大山，竟真的被撬动了一角！

朝会之上，氛围为之一新。以往那种因缺饷而引发的焦躁、相互攻讦和绝望情绪，明显淡去了许多。官员们奏事的声音似乎都响亮了几分。

首辅李标趁热打铁，提出了一系列过去因“囊中羞涩”而不敢轻议的举措：

“陛下，太后！如今饷压力稍解，正当稳固根基，与民休息。

臣请旨，减免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等受战火波及最重地区今明两年三成税赋，招引流民返乡复业，此乃培植元气之根本！”

“再者，各地官学、驿站多年失修，河道淤塞亟待疏浚，此等关乎文教、交通、水利之要务，亦当拨付专款，逐步恢复。”

这些提议，若是放在一年前，必会引来“空耗国帑”、“不切实际”的抨击。但此刻，在实实在在的白银支撑下，反对的声音微弱了许多。

大部分官员，哪怕是曾经的反对派，也清楚知道，让百姓喘口气，让国家机器恢复基本运转，是维系统治的必需。

然而，暗礁依旧存在。利益的重新分配，必然触动原有的格局。

减免税赋，意味着地方官府的可支配收入减少，胥吏的“灰色”空间被压缩，难免引发新的阳奉阴违。

拨款兴修水利、官学，则成了新的肥差，朝中各派系、地方各级官员，已然开始为争夺这些工程的主导权和款项分配，展开了新的、更为隐蔽的博弈。